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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出土汉代熏炉研究
2019年11月05日 13:48 来源:《文物春秋》 2019年第4期 作者:夏素颖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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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到目前为止,河北地区已公开发表的完整汉代熏炉共有34件,根据形制特征可分为普通型熏炉和博山炉两类,具体又可分为若干型式。根据熏炉的时代及类型学分析结果,河北地区出土汉代熏炉的发展可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四个阶段。其中,西汉早期已出现陶质普通型熏炉;西汉中期以后,铜质博山炉蓬勃发展,陶质普通型熏炉趋于衰落;西汉晚期到东汉,陶质熏炉卷土重来,在数量上远超铜质熏炉。这一发展趋势与统治阶层的需求、熏香习俗的发展、社会信仰的变化等有密切关联。此外,河北地区的汉代熏炉还呈现出集中出土于中南部地区的特点,这与地区间自然环境及考古工作开展程度的差异有一定的关系。

  【关键词】河北;汉代熏炉;熏香习俗;社会信仰

  

  熏香习俗在中国由来已久,熏炉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器皿。目前所见最早的熏炉是上海青浦福泉山出土的仰韶时代镂空陶罐[1];战国时期,比较精致的熏炉已经出现,如安徽潜山彭岭战国墓出土的一批豆形熏炉,炉盖、炉身镂刻几何形镂孔,并刻划多种几何形纹饰,有的熏炉还施以黑色陶衣[2];到了汉代,随着香料贸易的发展和人们信仰的变化,熏香习俗迅速普及,熏炉的发展达到高峰,器型多样,装饰华丽,成为我们借以了解汉代社会生活、物质文化的重要物品之一。

  近些年来,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不断进行,河北地区发现并发掘的汉代墓葬和遗存的数量逐渐增多,出土了一批独具特色的熏炉。然而,目前关于河北熏炉的论述大多是介绍单体器物或者装饰,缺乏专题性研究。本文对河北地区出土的汉代熏炉进行了统计,尝试从考古类型学角度对其进行初步整理,归纳时代和地域特征,并分析成因,旨在厘清河北地区熏炉的发展演变情况,深入了解熏香文化在河北地区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同时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文化、信仰等问题提供参考。

  一 发现概况

  到目前为止,河北地区已公开发表的完整汉代熏炉共计34件(部分墓葬出土一种三足式炉,虽然报告也称其为熏炉,但其与熏香无关,属温炉、暖炉一类,暂不计入本文),包括铜质15件,陶质19件。另外,满城汉墓M1出土的铜提笼[3]66和安平壁画墓出土的铜炉盖[4],由于炉身形制不明,本文暂不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在34件熏炉中,除发现于唐山滦南县的铜质熏炉为文物部门追缴品,出土地点不明外[5],其余33件均出土于墓葬之中。据统计,河北地区出土熏炉的汉墓共28座(表一)。经前人的研究,其中22座墓葬的墓主身份已基本辨明,包括4座王侯墓,6座王族或贵族墓,11座地主或中下级官吏墓,1座平民墓。此外,望都南柳宿东汉墓M1、M2墓主的具体身份虽然不明,但两墓高大的封土和较多的出土遗物显示出墓主的政治、经济地位较高,结合汉代望都属中山国封地,且南柳宿村与文献记载的汉代柳宿城位置相合等情况,发掘者推测两墓可能与柳宿夷侯——中山靖王子刘盖有关[6]。未明确墓主身份的墓葬有4座:阳原北关汉墓M2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7],相邻的M1与其形制、规模相同,时代相近,穆朝娜曾推定M1墓主为高级官吏或豪强地主[8],则 M2 墓主身份也应与之相似;1959年发掘的邯郸百家村汉墓[9]208墓葬形虽不明确,但据《曹操集·上杂物疏》“御物三十种,有纯金香炉一枚,下盘自副,贵人公主有纯银香炉四枚,皇太子有纯银香炉四枚,西园贵人铜香炉三十枚”[10]的记载可知,汉代不同质地熏炉的使用存在等级差别,故出土铜熏炉的百家村汉墓的墓主应是豪门贵族或高级官吏;邯郸锦花住宅区和钢铁总厂西区两座汉墓的资料不全[9]214,但结合表一其他出土熏炉墓葬的墓主身份,推测墓主很可能也是地主或者官吏。

  二 类型学分析

  河北地区出土的汉代熏炉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形制多样,基本囊括了两汉时期所有的熏炉器型,对其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有助于了解其整体发展状况。由于不同材质的熏炉功用相同,在器型上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故本文在进行类型学分析时不区分质地,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河北地区汉代熏炉的发展演变规律。

  根据整体形制的不同,河北地区出土的汉代熏炉可分为两大类。

  甲类 普通型熏炉,共 10 件,根据器形可分为四型。

  A型 6件。整体似盖豆,根据承盘的有无,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3件。炉下无承盘,根据炉身形制分为二式。

 ?、袷?2件。炉身扁平。标本:邯郸锦花住宅区汉墓出土熏炉[9]214,陶质。盖顶圆弧,上有圆形捉手,盖面镂三角形孔。炉身子母口,直壁,浅腹,圜底,短柄,圈足。炉身及盖沿、顶面饰由针点纹组成的三角纹,捉手及盖面三角纹的顶点饰带点圆圈纹(图一,1)。

 ?、蚴?1件。炉身圆鼓。标本:满城汉墓 M2∶3109[3]255,铜质?;⌒胃敲?,盖顶有带环钮一个,柿蒂纹钮座,盖面透雕蟠龙三条。炉身子母口,鼓腹,平底。腹部饰宽带凸弦纹一周,两侧各有一铺首衔环。炉柄较短,中部亦饰宽带凸弦纹(图一,2)。

  Ab 型 3件。炉下附平底承盘。标本:阳原三汾沟汉墓群 M9∶130[11],陶质。炉盖圆鼓,顶部附鸟形捉手,周围刻三角形纹并镂圆孔。炉身敛口,圆鼓腹,柱状柄。下附承盘,折沿,弧腹,平底(图一,3)。

  B型 2件。整体似鼎,炉腹较深,三足。标本:满城汉墓 M1∶4097[3]66,铜质?;⌒胃敲?,环形钮,周围分布 12 个圆形镂孔。炉身敞口,束颈,微鼓腹,中腹部宽带凸弦纹上对称分布 4 个衔环钮,大平底,中心有一小圆孔,周围对称排列 12 个长方形孔,三高足作立兽踩朱雀状。下附圆形承盘,直壁,折沿,大平底,盘壁一侧有一流状缺口(图一,4)。

  C 型 1 件。整体似盘,炉腹较浅。标本:满城汉墓M1∶5003[3]66,铜质。分为熏炉和提笼两部分。炉盖半球形,盖顶有一圆孔,盖面饰菱形网格状镂孔。炉身为直口浅盘形,平底,三蹄足,盘壁一侧伸出一叶形长鋬。盖和炉身以活钮相连。提笼为圆筒形,直口,深腹,平底,上有提梁,四壁镂空(图一,5)。

  D型 1件。形制独特,炉腹较深。标本:满城汉墓 M1∶5090[3]66,铜质。炉盖缺失。炉身敞口,束颈,口沿外侈,微鼓腹。炉身以腹部的一周宽带凸弦纹为界,饰两周上下间隔分布的三角形镂孔。承盘敞口,平折沿,折腹,三蹄足,内底中心内凹,连接喇叭形炉座。炉身下有圆柱形榫头插入炉座内,并用铁钉铆合(图一,6)。

  乙类 博山炉,24件。根据炉柄形制可分为二型。

  A型 18件。柱形柄,有的在柄中部加装饰。根据承盘的有无,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3件。炉身下无承盘。标本:满城汉墓 M1∶5182[3]63,铜质。炉身豆形,子口,圆鼓腹。炉身上部和炉盖铸出高低起伏、挺拔峻峭的多层山峦,山峦间刻有树木、野兽、猎人等,展现了一幅生动的狩猎场面。炉身饰错金流云纹,炉座圈足饰错金卷云纹,座柄透雕三条龙于水面翻转(图二,1)。Ab 型 15 件。炉身下附敞口、折沿、平底承盘,根据炉盖的形制分为二式。

 ?、袷?12件。炉盖刻画细致,铸出高低起伏的多层山峦。标本:邯郸建设大街汉墓HNM5∶9[12],陶质。炉身子口内敛,深腹,细柄(图二,2)。

 ?、蚴?3件。炉盖为简化山峰造型,刻画粗糙。标本:满城宏昌园 B 区汉墓 M9∶9[13],陶质。炉盖隆起,盖顶有一乳丁状钮,盖面刻划山岳纹并镂孔。炉身敞口,深腹,实心柱形柄上有一周凸棱(图二,3)。

  B型 6件,异形炉柄,有力士[3]、蛇[9]208、蟠龙[14]、朱雀踏玄武[7,15]等多种造型。根据承盘的有无,分为二式。

 ?、袷?1件。无承盘。标本:隆化城关汉墓博山炉[15],铜质。炉盖铸出重叠的山峦,随山势镂刻出香孔。炉身子母口,圆腹。炉柄为一只展翅翘尾的朱雀,朱雀足下踏玄武(图二,4)。

 ?、蚴?5 件。炉身下附承盘。标本:满城汉墓M2∶3004[3]253,铜质。炉盖透雕山峦、流云、草木及各种禽兽、人物形象。炉身圆鼓腹,中部饰一周宽带凸弦纹。炉座为力士骑兽形,力士右手擎托炉身,左手撑于兽颈(图二,5)。

  三 时代特征及成因

  河北地区出土汉代熏炉的墓葬,大部分都已由发掘者推断出了比较精确的时代,熏炉的时代基本与所在墓葬的时代相一致,少部分时代不明确的熏炉可以根据类型学分析结果和墓葬时代等予以判定。由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河北地区各类汉代熏炉的具体使用时间。

  甲AaⅠ式熏炉分别出土于邯郸市锦花住宅区和钢铁总厂西区的西汉墓中[9]214,其似盖豆的器形,三角形镂孔和连续针点纹装饰等与西安北郊龙首村西汉早期墓出土的陶熏炉[16]相近,故其时代应为西汉早期。甲 AaⅡ式、甲C型、甲D型熏炉均出土于满城中山王墓[3]63—67,253—258,其时代应为西汉中期。甲 Ab型熏炉分别出土于满城汉墓M2[3]255、阳原三汾沟汉墓群 M9[11]和易县燕下都东汉墓群M30[17]。后者墓葬时代虽未在报告中明,但从墓中出土陶灯[18]74的形制可知应为东汉晚期,同时,该墓出土熏炉延续了早期的鼎、豆形制,炉柄粗壮,且装饰简单,仅在炉盖上增加了出香孔,与出土于山东枣庄渴口墓群的东汉中晚期熏炉相似[19],故甲Ab型熏炉的时代应是西汉中晚期和东汉中晚期。甲B型熏炉出土于满城汉墓M1[3]和邯郸市张庄桥一号墓[9,20,21],其时代分别是西汉中期和东汉晚期。

  乙Aa 型熏炉分别出土于满城中山王墓M1[3]63、邯郸百家村M6[22]和石家庄城角庄汉墓[23]中,其时代应是西汉中期和东汉中晚期。乙AbⅠ式熏炉数量最多,分别出土于邯郸市建 设 大 街 汉 墓 群 HNM4、HNM5、HNM15、HWM1[12],石家庄肖家营汉墓M3[24],邢台曹演庄汉墓群M22、M24[25],景县大代庄东汉壁画墓[26],无极县东汉墓[27],迁安于家村一号墓[28],望都南柳宿东汉M2[6]等。唐山滦南县追缴的铜质熏炉[5]亦属此型。该熏炉在半球形炉身、腹部衔环、短柄中部饰一周凸棱等方面与

  江苏邗江县[29]、陕西茂陵[30]出土的西汉中期纪年熏炉相似,时代也应相差不大。故乙AbⅠ式熏炉的时代应是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乙 AbⅡ式熏炉发现于满城宏昌园B区汉墓 M9[13]、望都南柳宿东汉墓 M1[6]、满城荆山汉墓 M6[31],装饰明显简化,炉盖仅以简单的刻划方式塑造出山峰的形式,与重庆地区出土的东汉中晚期熏炉造型相近[32],其时代应为东汉中晚期。乙BⅠ式熏炉出土于隆化城关汉墓[15],根据墓葬出土的百乳镜(星云镜),笔者认为墓葬年代应为西汉中期[33],而该熏炉的山峰形炉盖,朱雀、玄武造型的炉座等与山西朔县西汉中期墓[34]出土的铜熏炉相近,故其时代应为西汉中期。乙BⅡ式熏炉在满城中山王墓 M2[3]253、阳原北关汉墓 M2[7]、邢台南郊西汉墓[14]、邢台南和左村汉墓[35]、邯郸百家村汉墓[9]208中均有出土。其中,邢台南和左村汉墓出土铜熏炉与西汉晚期徐州石桥汉墓中的熏炉[36]形制相类,其柄部所饰四叶纹最早出现在熏炉上的时间也是西汉晚期[37],故其时代应为西汉晚期。邯郸百家村汉墓出土熏炉的时代被定为东汉,但笔者认为,其炉身形制与安徽芜湖[38]、湖南长沙汤家岭[39]西汉后期或晚期墓葬所出熏炉相似,其呈盘绕蜥蜴状的炉座与邢台南和左村西汉墓所出蟠龙熏炉座近似,故其时代定为西汉晚期比较合适。邢台南郊西汉墓出土熏炉虽然接近西汉中期造型立体、装饰繁复的博山炉形制,但其炉盖的山峰造型已趋于简化[37],其时代应与墓葬时代相同,为西汉晚期。因此,乙BⅡ式熏炉的时代应为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

  根据上述各型熏炉的时代范围,笔者初步将河北地区出土的汉代熏炉分为四期(表二)。

  第一期,西汉早期,器型主要有甲AaⅠ式。目前仅见陶质熏炉。延续了战国以来似盖豆的熏炉形制,纹饰较为简单,仅装饰几何形镂孔。

  第二期,西汉中期,器型主要有甲AaⅡ式、甲Ab型、甲B型、甲C型、甲D型、乙 Aa型、乙AbⅠ式、乙BⅠ式、乙BⅡ式。铜质熏炉出现,并迅速进入繁盛阶段,形制、装饰趋于复杂,出现承盘。目前此期尚未发现陶质熏炉。甲类熏炉流行,形制更加多样,豆形熏炉有鼓腹、圆腹、扁腹等多种炉身,炉下附三足和平底承盘,新出现三足式鼎形熏炉;乙类熏炉出现并逐渐繁荣,虽然炉腹基本仍是豆形或鼎形,但炉盖、炉柄、炉座的形制均变得更加复杂且具有装饰性,出现了飞鸟形捉手,刻画自然景观和狩猎场景的炉盖,人形、飞鸟形炉柄,龙形、蟠龙形、朱雀玄武形炉座等。装饰方面,甲类熏炉雕镂细致,环钮、衔环等细部做工精湛;乙类熏炉不仅精雕细镂,还同时运用鎏金、鎏银、错金等多种加工工艺。

  第三期,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器型主要有甲 Ab型、乙AbⅠ式、乙BⅡ式。铜质熏炉减少,形制趋于单一,陶质熏炉大量出现,类型多样。甲类熏炉形制单一,只有豆形熏炉,扁腹、粗短柄的制作也略显粗糙,呈现出衰落现象;乙类熏炉继续发展,逐渐成为熏炉的主流器型,出现扁鼓腹炉身,炉柄中部出现四叶形装饰,但整体形制趋于简化。装饰方面,甲类熏炉仅装饰简单的几何纹,乙类熏炉延续了二期的装饰风格,炉盖雕镂精致,炉柄、炉座等造型丰富。

  第四期,东汉中晚期,器型主要有甲Ab型 、甲B型、乙Aa型、乙AbⅠ式、乙AbⅡ式。铜熏炉少见且装饰简单,陶熏炉成为主流。甲类熏炉仍有余绪,整体造型有豆形、鼎形,但形制上并无特殊变化,呈没落态势;乙类熏炉类型多样,但整体造型趋于简化,炉腹逐渐成碗形,炉柄变短,趋于消失。装饰方面,两类熏炉均趋于简化,部分乙类熏炉仅用寥寥数笔刻划出山岳纹。

  综上,西汉早期河北地区已出现陶质普通型熏炉,西汉中期以后,铜质博山炉蓬勃发展,陶质普通型熏炉渐趋衰落。两者的更迭,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发展,统治阶层为了彰显其尊贵的身份和地位,对熏炉的做工、装饰有了更高的要求。二是博山炉不仅有实用功能,还是人们精神信仰的寄托之物。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的仙道不死思想,发展到西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达到鼎盛,求仙活动异?;钤?,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都在通过各种方式祈求长生不老,寻找传说中海外三座仙山的活动从未间断[40],博山炉在此时出现并迅速发展,正是人们向往海中仙山的真实反映[41]。三是西汉时期随着海上贸易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域外树脂类香料逐渐取代了本土的茅草类香料,燃香器具的形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豆、鼎式熏炉向博山炉发展[42]。在域外香料传入前,本土使用的香料多属于草本类植物,干燥后即可点燃,为使其充分燃烧,熏炉的炉身一般都比较浅,并留有较多的进气孔,以使更多的空气进入炉内;而域外传入的树脂类香料本身不能燃烧,需要放置在其他燃料上熏烧,因此需要熏炉具有较深的炉身以盛放燃料,同时,熏燃此类香料时不需炉火烧得太旺,故熏炉也不需要设计太多较大的进气孔,只需加高炉盖并镂出一些小孔使空气进入、香烟散出即可。

  西汉晚期到东汉,陶熏炉卷土重来,在数量上远超铜熏炉。这一方面是由于使用熏香的人群范围扩大,一些中下层官吏和富裕的地主阶级甚至平民百姓均有使用;另一方面是因为随葬陶制模型明器的现象自东汉早期开始日益增多[43],反映了当时人们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和信仰。因熏炉使用者的地位、财力不同,以及熏炉的具体用途不同,熏炉形制、装饰的繁简也有很大的区别,有的力求精致、象形,有的仅形似而已。

  四 地域特征分析

  河北地区目前发现的汉代铜熏炉多出自保定、邢台、邯郸等中、南部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中,时代集中在西汉,墓主人多为赵国、中山国、河间国、常山国等诸侯国的王侯贵族及地方官吏,出土熏炉基本上都具有实用功能,是墓主生前使用之物,死后随葬于墓内。陶熏炉的出土情况较为复杂,墓主有王室贵族、士大夫和中小地主阶层,还有极少数平民,时代多集中于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这种情形与全国其他地区出土熏炉的情况[44]基本一致。由此可知,河北地区熏炉的大规模使用应是起源于效仿最高统治者生活、信仰习惯的王侯阶层,随后向其他贵族和高级官吏阶层流布,至东汉中晚期,一些士大夫、中下级官吏和中小地主加入其中,个别经济条件好的平民也开始使用。

  目前,河北北部汉代墓葬出土熏炉的数量不多,这一方面与该地区大型汉代墓葬发掘较少有关,也可能与熏香这一习俗本身有很大的关系。熏香最初的功能是祛湿防虫,清洁空气,而河北北部地区气候寒冷干燥,熏香的使用自然不普遍,因此,除效仿最高统治阶层生活习惯的王侯贵族外,在普通的中下层官吏、地主阶级及平民墓葬中难见熏炉随葬。而就全省范围而言,出土熏炉的墓葬占发掘汉墓总数的比例较低,在中小型墓葬中占比更是少之又少。同时,与各墓葬出土的其他生活用品如灶、井、灯、仓、壶、碗、罐等相比,熏炉的随葬情况似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从侧面反映出熏炉的使用者主要还是高级贵族,对于中下阶层来说,熏香并非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熏炉作为熏香习俗的物质载体,是河北地区汉代墓葬,尤其高等级汉墓中较为普遍的随葬器物。因河北地区熏炉出土数量不多,加之研究水平有限,本文对熏炉的分析研究还不够系统全面。笔者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和资料的不断丰富,河北地区熏炉的发展序列及成因、区域影响等问题将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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