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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的“看东岸” ——张燮《东西洋考》中的台湾书写
2019年04月24日 06:36 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谢海潮 字号
关键词:东西洋考;番考;海禁

内容摘要:张燮于明万历丁巳年(1617年)写成的《东西洋考》之《东番考》,成为明代书写台湾的一部流传甚广的作品。《东番考》记录了北部台湾基隆、淡水一带的风土人情和贸易情况,描绘了一幅明代宝岛的生动图景。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于婧认为,《东西洋考》对当时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极具参考作用,不但具有史学价值,而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其叙述诙谐幽默,反映了明末文学的审美特征,满足了当时大陆读者的好奇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张燮应海澄知县陶镕和漳州府司理萧基、督饷别驾王起宗之邀,撰写《东西洋考》,主要目的是为海澄等地的商人提供与东南亚各国贸易的参考。

关键词:东西洋考;番考;海禁

作者简介:

  张燮于明万历丁巳年(1617年)写成的《东西洋考》之《东番考》,成为明代书写台湾的一部流传甚广的作品。《东番考》记录了北部台湾基隆、淡水一带的风土人情和贸易情况,描绘了一幅明代宝岛的生动图景。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于婧认为,《东西洋考》对当时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极具参考作用,不但具有史学价值,而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其叙述诙谐幽默,反映了明末文学的审美特征,满足了当时大陆读者的好奇心。

   海上贸易“指南” 

  《东西洋考》后收录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提要》在介绍该书作者张燮时说:“燮,字绍和,龙溪人,自署海滨逸史。盖布衣也。是书成于万历丁巳,仿宋赵汝适《诸蕃志》例,惟载海国之通互市者。”张燮是漳州龙溪(今漳州市区和龙海北部)人,家学渊源颇为深厚,曾祖张绰、伯父张廷栋、父亲张廷榜皆为进士,父亲曾任太平知县、镇江丞。

  张燮生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卒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他自幼“聪明敏慧,博极书”(康熙版《龙溪县志》卷八《文苑·张燮传》),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中举人。不过,明朝中后期政治日趋黑暗,张燮目睹父亲为官清廉,却被无故罢官,深知朝政腐败,不必执着于考取功名、留恋仕途。归乡耕耘三十年,他设馆授徒,著书立说,与蒋孟育、高克正等七人结社于芝山,合称“七才子”。其学识和人品得到时人的充分肯定,黄道周对他赞许有加,曾经说过,“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华亭布衣陈继儒、龙溪举人张燮”。

  明代福建的小商品制造业远超宋代,商品市场也比前代开阔。到了晚明,中国已经成为环球航线中的一个重要交易地,福建生产的陶器、白糖、纸张、生丝、雨伞等小商品很容易在海外找到市场,漳州的制糖业、制烟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晚明福建社会商品经济十分发达,海上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加大,许多民众的观念也在发生改变。”于婧说,他们从传统的“重农抑商”中挣脱出来,不再固守原有的社会地位高低的观念,重视钱财利益带给生活的实质改变。

  明代中晚期,漳州海澄的商人群体不断扩大,在月港,几乎无人不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张燮应海澄知县陶镕和漳州府司理萧基、督饷别驾王起宗之邀,撰写《东西洋考》,主要目的是为海澄等地的商人提供与东南亚各国贸易的参考。此书提及的“东西洋”,以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为界,婆罗洲以西称“西洋”,婆罗洲以东称“东洋”。郑和下西洋的“西洋”,指的就是婆罗洲以西区域。

  热情好客的岛民 

  《东番考》为《东西洋考》其中一章,所描述的“东番”并非台湾全岛,主要是指北部台湾基隆、淡水一带,全文共一千五百余字。张燮特意在《东番考》标题旁注明,“东番”“不在东西洋之数附列于此”;在结尾“论曰”又说,“鸡笼……自门外要地,故列之附庸焉”,均说明台湾岛离祖国大陆非常近,是一个重要的地区,不能与东南亚地区相提并论。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与人打交道,讲述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在《东番考》中所占比重最重,“鸡笼山、淡水洋,在澎湖屿之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云。深山大泽,聚落星散,凡十五社(《名山记》云:社或千人,或五六百)”。元明设澎湖巡检司,故此处以澎湖作为参照,当时这片区域的居住人口不到一万五千人。

  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在生活中有诸多与汉族同胞相异的习俗,文中作了生动介绍。如在服饰习惯上,“男子穿耳,女子断齿(女年十五,断唇两旁二齿),以此为饰,手足则刺纹为华美”,但他们也能尊重汉族同胞习俗,与汉人交往时,则以汉人的礼节着装,“至见华人,则取平日所得华人衣,衣之”。

  男女自由恋爱,“男子惟女所悦,娶则视女可室者,遗以玛瑙一双,女不受则他往,受则夜抵其家,弹口琴挑之”“或云既留为婿,则投以一箒、一锄,佣作女家,有子然后归”。由此可知,明代中后期的台湾社会还保留大量类似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走婚”习俗,这对当时的儒家社会来说是非常新奇的。

  文中还描述“东番”人性格勇敢彪悍,但“村落相仇”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次日即解嫌,和好如初”。令人觉得“东番”人有点“拙”得可爱,并非不可亲近。“淡水人贫,然售易平直”,讲的是淡水人贫穷,但做买卖简单直爽。岛民热情好客,“至商人上山,诸所尝识面者,辄踊跃延至彼家,以酒食待我。绝岛好客,亦自疏莽有韵”。

  当时的台湾是一片正在被开发的处女地。汉人在荷兰人来到台湾之前,已经在台湾耕耘并形成族群。明代屡次下达“禁海令”,并不能杜绝沿海居民望海谋生,福建沿海的居民迫于生存压力,往往铤而走险出海捕鱼,活跃在台湾海峡之上。嘉靖、隆庆(隆庆元年即1567年开海禁,史称“隆庆开关”)、万历年间,沿海居民来台捕鱼者渐多,和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建立了友好的贸易关系。据有关档案记载,崇祯十年(1637年)前后,自金门、烈屿、厦门岛等地,每年有渔船300艘至400艘来台,渔人有一万人左右;输往大陆的水产物有100万斤至120万斤,主要为鲻鱼。

  幽默的讲古者 

  张燮在撰写《东番考》时,参考了陈第等人著作。《东西洋考·凡例》自叙本书资料来源是:“间采邸报所抄传,与故老所诵述,下及估客(商人)、舟人亦多借资。”由此不难看出,此书明显带有俗文学的特性,不避讳“道听途说”。张燮这位讲故事的人,采取了迎合受众的写法,更加突出为商服务的主题。

  鹿皮是明代台湾最重要的贸易货品之一,1638年出口日本的鹿皮最多,达到15万多张,其他年份出口的数量也有七八万张。当地少数民族同胞是捕鹿的主要力量,捕鹿技术之高超,狩猎工具之威猛,张燮用“试鹿鹿毙,试虎虎毙”来形容,说“其人精用镖,竹棅铁镞,长五尺九咫,铦甚,携以自随……居常,禁不得私捕鹿。冬鹿群出,则约百许人即之。镖发命中,所获连山,社社无不饱鹿者”。“东番”人食鹿肉,笃嗜鹿肠,甚至吃鹿肠内未消化的新草,名曰“百草膏”,而一见汉族同胞“食鸡、雉”则“辄呕”。于婧认为张燮通过这一对比形成反差,颇有新鲜感和幽默意味。

  《四库全书》编纂者站在清朝的立场看待前朝人之作,对《东西洋考》多有批评,说其“每国先列沿革事迹,多与诸史相出入”“次列海船交易之例,则皆采自海师贾客之口”,还认为“惟明代控制外番,至为无术。无事则百计以渔利,有变则委曲以苟安”,连带讥讽张燮及其见解“称功颂德,曲笔实多”,“盖当时臣子之词,置而不论可矣”。

  “在清代长期的禁海政策的背景下,海洋贸易并不受肯定和鼓励。”于婧说,《东西洋考》不是官修之书,而是个人文集、民间刊刻,故不免带民间叙事的特点,但作者写书的意图在于,福建沿海在当时已经成为中国海上贸易的中心,漳州、泉州很多人依赖与东南亚等地通商谋生,特别是明政府开海禁之后,月港成为对外贸易大港,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张燮也有意愿去记录与服务这种改变。有学者称这本书为“通商指南性质的书”,这一看法无疑更接近《东西洋考》的实际定位。

    记者 谢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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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谢海潮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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