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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王思渝:展览叙事与物的意义
2019年04月30日 09:35 来源:《博物院》2019年第1期 作者:王思渝 字号
关键词:展览叙事;物;时间线;社会维度

内容摘要:常设展览通常被视为一家博物馆建立自身品牌形象、彰显定位和实力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这些展览惯以长时段、线性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自己的叙事模式,物在这类展览当中被放置到了规整的时间序列当中,采用大批量依时间顺序排列的方式,其所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史学意义上的“物证”。这种特殊性最直接的表现是,该展览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惯有叙事模式,时间线不再作为唯一、连贯的线索串联整个展览。一、时间、社会与物我们可以从常设展览中惯有叙事模式的成因说起。二、从展览单元到单元中的物“湖南人”展览由“家园”“我从哪里来”“洞庭鱼米乡”“生活的足?!焙汀跋婊辍蔽宀糠郑ㄒ布次甯稣估赖ピ┳槌?。

关键词:展览叙事;物;时间线;社会维度

作者简介:

  常设展览通常被视为一家博物馆建立自身品牌形象、彰显定位和实力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然而,就当下我国主要的综合类博物馆的现状而言,我们看到大量的常设展览面貌相近。这些展览惯以长时段、线性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自己的叙事模式,物在这类展览当中被放置到了规整的时间序列当中,采用大批量依时间顺序排列的方式,其所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史学意义上的“物证”。2017年底,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放,“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后文简称“湖南人”)是该馆的常设展览之一。与其他同类型、同等级的常设展览相比,它有着明显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最直接的表现是,该展览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惯有叙事模式,时间线不再作为唯一、连贯的线索串联整个展览。那么,在破除了过往的模式之后,该展览传达出怎样的叙事?在这种叙事中,物的意义又有何变化?

  一、时间、社会与物

  我们可以从常设展览中惯有叙事模式的成因说起。首先,分析这种现象的成因可以从考察我国博物馆展览自身发展历程入手。195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修建新馆,“中国通史陈列”的设计工作随之展开。在当时的内容设计中,时间和历史发展在展览叙事中起到了线索作用。由此而体现出来的长线条、依时间线表达社会发展的展览观点和实践业已形成。而在近乎同一时期,以苏联为代表的地志型博物馆开始影响我国。用常设展览来反映长时间线式的整体历史发展的思路已经形成。其次,这种叙事模式在当时盛行的、博物馆以外的学术思想上也能寻找到契合点。这不仅包括了郭沫若等人当时所倡导的马克思唯物史观,还有在早期中国考古学形成过程中,在重建古史的史学定位下看待出土材料的做法。在上述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一种把物放置在时间维度当中,与时间的流动、历史的演进以及事实的考证相匹配的展览叙事模式逐步根深蒂固。

  就“湖南人”展览而言,它给我们带来的最为重要的启发之一,便是在有意无意间已经衍生出了展览中的物在时间与社会维度之间相互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是一个尚在权衡的问题。我们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基础讨论这个问题。潘守永、吴兴帜、彭兆荣等学者都曾有专门的文章讨论物在人类学体系下的意义。在这一系列的讨论中,一方面继续承认物在时间脉络下作为“演进标识”的意义,另一方面,物在一种社会语境下所具备的符号和象征意义开始被进一步放大。研究的重点从一种时间线式的演进,转为了对特定社会或文化法则的解释和推论。

  综上,这一系列的研究在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洞见的同时,也仍有不完善之处。其中重要的遗憾之一便在于,无论是还原历史/社会真相,抑或是推演历史/社会规律,对于时间与社会的偏颇总是难逃过于侧重某一单向维度的质疑。因此,对一系列理论的回溯,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时间与社会维度的两难;另一方面,这些回溯也提醒我们:物的意义是多元的,它不应当被理解为只能被局限于惯有的展览叙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模式。

  二、从展览单元到单元中的物

  “湖南人”展览由“家园”“我从哪里来”“洞庭鱼米乡”“生活的足?!焙汀跋婊辍蔽宀糠郑ㄒ布次甯稣估赖ピ┳槌?。总体来说,对“湖南人”展览的成功或缺憾的评价可以是多角度的。而它最初引起我们关注的原因,是其放弃了以长时间线串联整个展览带来的展览叙事和物的意义上的转变。表面来看,这种转变难免会让叙事显得支离破碎。展览的五个单元部分除了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接近于通常叙事逻辑当中的开篇与升华,其余的三个部分更多是一种并置型的关系,并无紧密的前后相接的逻辑。这样的现状或源于策展团队在内容意义上的有意设计,抑或是受限于实际的展厅面积和展品数量等因素。但是,就最终所成的展览效果而言,在放弃了以往的常设展览常见的叙事模式之后,展览所呈现出来的纵向、线性历史发展的色彩开始减弱,一个横向展开的整体社会的形象更为清晰,而该形象下的物的象征和符号意义得以放大。

  首先,展览在前言部分对整体展览的目标有了开篇明义的表达。由此,展览的单元设置所表达出的叙事方式也不同以往。这三个单元分别代表的“人”“水稻”和“生活”。通过使用这三个表征要素,展览单元内部虽然继续延用了时间线的做法,但是同时也依靠将这三个要素一以贯之整个展览单元,从而跨越了历时性的限制,保持了相当的延续性。并且在上述展览单元改变所带来的导向下,对展览中具体的物的意义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时间的作用在这样大体量的展览中全然消失。它仍然是每个单元内部引领观众前进的、最为清晰易懂的线索。

  总体而言,如果一定要对“湖南人”展览做出一个总体性的评价,我们看重的正是它在放弃了传统长时间线串联整个展览的叙事模式之后,在时间和社会维度所力图探索的这种平衡。这种做法我们更愿意将其理解为是传统史学与地方性、社会史、历史社会学/人类学思想的一种混杂。

  三、结语:再议展览叙事

  历史和叙事的组合已然意味着对一种非中性空间的承认。以“湖南人”为代表的这类展览叙事方式放弃了长时间线的桎梏之后,对社会维度的宣扬自然也可以被理解为另一种非中性的话语。因此,如果从整体的文化现象的角度,在博物馆展览愈发承认自己的叙事转向的时代,我们反而倾向于将这种“混杂”了叙事的意义归结为非中性空间内的一种多样性的丰富。这种丰富一方面是以贴近观众需求为动力的,另一方面也带来对传统学科知识/权力体系的挑战,使博物馆展览的叙事模式不至于陷入长久同质化中而缺乏反思和突破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物所具备的多样性意义如果被理解为一种真实存在的话,那么展览叙事的“混杂”和多样性也意味着我们增添了一种探讨和发现其意义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存在,即便仍有局限,仍颇为模糊,但也是颇有意义的。

 

 ?。ㄗ髡叩ノ唬罕本┐笱Э脊盼牟┭г?。原题《展览叙事与物的意义——以“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为例》,《博物院》201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涵/摘)

作者简介

姓名:王思渝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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